在金融资本扩张或垄断资本扩张中，大资本所有方或金融中介主要是为了扩大自身牌照、经营和业务范畴，构建一个融合多样化产品服务、具有自我循环功能的生态体系。

没人知道，面对美国日益恶化的债务形势，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心还能维持多久。中国应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以确保中国外储安全？回答这个问题已超出笔者能力范围。

同时，还要考虑该国的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24] 如果人民币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回流，在接续期，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中国的货物进口将会增加。时至1971年，相对于外国官方和私人分别持有的400多亿美元和300多亿美元，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仅剩100多亿美元。事实上，特里芬是把储备（reserves）或国际储备（international reserves）同国际流动性混用的。在当前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果你不能保护自己的债权，你就要尽可能不当债主。

避免错误的政治判断导致我们人财两空 对于中国的外储安全，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由于当前地缘政治形势的恶化，人民币国际化再次成为热点议题。但当人民币出现趋势性贬值压力时，应该让人民币贬值到位，避免外汇储备的浪费。最后一点特征是美联储货币放水与财政政策超限扩张共同发力，一定意义上形成没有现代货币理论MMT名义的MMT政策实践。

但是疫情冲击改变了美联储货币政策时间表：2020年1月21日美国官方确认首例新冠病例，2月29日报道首位死亡病例，3月2日美联储临时召开视频会把基准利率调减50基点到1-1.25%。另一类是美欧等国基于战略和安全考量谋求再工业化，这类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战略性产业政策代表了逆全球化动态，具有拉高成本因而具有助推通胀效应。另外，新冠疫情冲击与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趋势性演变同时发生，逆全球化、绿色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等结构性因素也对供求关系与通胀现象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当代汽车产业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大量采用半导体芯片作为关键零部件，一辆车或平均耗用500-1500块芯片，使得汽车从传统机械电力装置变成半导体富集设备。

另外上述非疫情因素抑制供给作用助推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也赋予这次通胀以新的结构性表现。疫苗大规模接种使公众恢复常态化生活信心增加，早先被抑制消费需求释放加上拜登政府追加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法案，推动消费需求强劲增长。

具体观察近年实际情况，后一类产业链重构可能也对现实通胀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不过相对影响较为有限，这类政策未来是否会大规模实施并派生更大通胀压力值得关注。最近这轮美国和全球通胀呈现出超越传统通胀的内涵特点，构成当代全球经济格局大变革的新动向，成为疫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现实研究课题。另一方面，高效疫苗还在研发之中，人们对感染风险和新变种流行仍心存恐惧，不同范围和场合保留延续社交距离措施，经济复苏仍受到显著制约拖累。疫情冲击初期，石油需求大幅收缩，不久疫情相对稳定和经济开始复苏后，需求开始快速回升，然而在气变治理与能源转型大背景下，疫情前行业投资多年下降导致新增产能相对不足，加上OPEC不愿充分释放现有产能的策略性行动，导致石油产量复苏滞后并伴随供不应求缺口，成为推动通胀的供给侧重要因素。

同期美联储资产规模从4.2万亿增加到8.9万亿，比上轮量宽时该指标2017年4.48万亿美元峰值高出98.7%。其次是商品价格涨幅大幅超过服务价格。社交距离措施通过交易成本变化直接对经济供求两端及其子部门产生不同方向影响。另外疫情助推汽车需求增长背景下，汽车用半导体芯片受疫情冲击供给受挫导致供不应求价格飙升。

5、小结 本文主要讨论了两点：一是在解释现已发生的美国与全球新通胀诸多成因中，疫情冲击发挥了主因作用，非疫情因素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方面一个较为特殊现象，是美国由于对个人直接救济补贴力度较大和持续较长，增加了人们重回工作岗位的机会成本，劳动供给意愿下降对供给复苏带来边际抑制作用，并对通胀产生影响。

最近俄乌战争提示的地缘政治紧张与风险上升，会加剧上述结构性趋势的影响。二是从通胀结构性和货币性相统一角度看，疫情期新通胀在产生原因、结构表现等方面的结构性特点都更加彰显。

供给方面产能利用率上升伴随产量增长，库存减少与预期改善推动固定投资提速，供求正向互动促成宏观经济V型复苏。越是需要密切接触的经济活动这类影响越大，大流行初期更严重。与通常逆周期宏观政策另一点差异是同时对供给端发力，如信贷支持和补贴政策措施，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都对企业复工复产和供给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冠危机20年3月全面暴发，特朗普不到一年推出五个财政法案应对，总规模近3.8万亿美元，其中CARES（新冠援助、救助与经济安全法案）2.2万亿。3、疫情期通胀的结构性特点更加彰显 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经济学常识，意味着某种形式货币超发与通胀现象具有不解之缘，广义货币成因是通胀的普遍规定。早先教科书讨论的通胀，往往是假定供给端潜在产能得到实现背景下总需求过度增长导致的通胀。

拜登在2021年3月底签署1.85万亿美元美国救助计划（ARP）法案，至此美国疫情财政刺激规模已达5.65万亿美元，是2019年GDP的26.4%，远超金融危机财政刺激GDP占比5%-8%。一度出现石油负价格、股票十天四熔断等短期市场极度看空的恐慌现象，核心CPI同比增速从2020年1月2.3%大幅跌至5月0.2%。

微观主体与行业部门复杂的涨落枯荣组合效应，汇聚到宏观经济层面塑造整体通胀形势，提供宏观经济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通胀观察样本。另外还需关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影响。

防控疫情需不同程度借助非药物干预手段，通过个人选择或政府管制采取各种各样社交距离措施，以减少病原体人际传播带来的感染，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疫情初期这类社交距离管控和非药物干预尤其重要。上面提到疫情冲击下不同经济活动受冲击方向和程度与各自社交距离直接相关：实现经济活动要求社交距离越短部门受冲击越大，反过来可以网络为手段实现的供给需求活动如网络购物和便餐外卖因祸得福逆势繁荣，社交距离成为影响行业景气度的关键参数。

然而近年美联储大规模量宽刺激后，基础货币扩张毫无悬念地转换为广义货币创纪录飙升，美国2020年和2021年竟分别飙升到19%和16.8%，超过70年代初美国所谓通胀黑暗时代的广义货币增速。2、疫情期通缩与通胀演变的阶段性 上面提到疫情对供给和需求冲击效果具有不对称性，在有些场合是抑制性的，另外场合则可能有提振性，对宏观层面供求关系和通胀形势总影响取决于诸多不同作用净效果，因而其物价总影响既可能是通胀性的也可能具有通缩性。另外与新世纪以来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演变大势相一致，同时受到疫情大流行危机冲击影响，美国新通胀的的货币支持条件也表现出鲜明而深刻的特色。然而半导体芯片作为高度全球化行业，去年马拉西亚麻坡（Muar ）芯片集聚区受疫情严重冲击等因素，拖累全球芯片供给能力重创下游汽车供应链，以至于2021年被马斯克称作（车用芯片）供应链超级疯狂紧缺年。

基于上述情况，这里采用全球性通胀说法，并侧重以美国作为国别对象考察。对疫情前期通缩性的先入为主印象，可能对美联储后来研判通胀形势偏差产生了某种微妙影响。

国债规模从2020年2月底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2月中旬5.74万亿，最近规模比上轮量宽时2017年2.47万亿美元峰值高出1.21倍。一是疫情最初冲击阶段，物价下降伴随通缩压力。

非疫情因素也影响到供求关系与通胀，这在去年石油供给复苏乏力和价格飙升上表现得比较明显。4、疫情期通胀的货币性特点更有特色 当代不兑换纸币制度下，货币超发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宏观政策的产物，从货币与宏观政策提供满足通胀实现条件的具体方式看，本轮美国通胀特点同样极为突出。

美联储持有债券从2020年初约3.8万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元月底8.3万亿美元，2022年元月底比2017年上轮量宽4.26万亿峰值高出94.8%。这个阶段诸多行业仍未摆脱衰退型供大于求格局，美国核心CPI同比增速从2020年5月0.2%回升到12月1.3%，仍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不过疫情牵制作用仍广泛存在，尤其在供给端表现得更为突出，如餐饮娱乐等劳动密集行业劳动力供给持续不足，石油、汽车和部分家电受制于芯片短缺与其它瓶颈制约供不应求，物价飙升与通胀压力持续增加倒逼宏观政策转向。进入3月后疫情大流行对美国金融和经济造成猛烈冲击，3月9日美国股市惊现此后十天四次熔断的第一次熔断，3月13日白宫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倒逼3月15日美联储货政例会决定将货币政策转换到全面应对危机模式。

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宏观经济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是决定去年美国和全球通胀的基本变量，因而需借助疫情经济学视角厘清疫情影响的具体机制。经济全球化借助产品内分工、外包、加工贸易和全球供应链等系统机制作用，推动可贸易部门产出品成本和价格下降，由于制造业可贸易性程度显著高于服务业，国际货物贸易较快增长不仅对发达国家带来抑制通胀效果，也影响到通胀阶段商品价格超过服务的结构特征。

其次是美联储更大规模量宽2.0政策提供支持本轮通胀的基础货币扩张条件。当代全球产业链重组涵盖两类变动。

卢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总之，观察研究新通胀，或需适当利用疫情经济学与量宽经济学的新视角。